2019年10月，方励与盟军亲历者后代在前往沉船海域的船上交流。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2019年10月，盟军亲历者后代在沉船坐标海域祭奠亲人。

　　“里斯本丸”号。

　　2024年8月，《里斯本丸沉没》在舟山东极岛露天首映。

　　导演、制片人方励。

　　71岁的方励第一次听说里斯本丸的故事是2014年。当时，他和导演韩寒正在舟山东极岛海域为电影《后会无期》勘景，无意中从渔民口中得知这艘船的故事——1942年9月底，载有1800多名盟军战俘的“里斯本丸”号客货船在日本军队押运下，从香港前往日本。其间，货船途经东极岛被美军击沉，828名战俘随船沉入海底，还有384人被东极岛的渔民救起。

　　取材于这个故事，韩寒在电影同名曲《后会无期》里写下了那句歌词——“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

　　在海洋调查技术领域从业多年的方励一直喜爱历史与物理探测，但里斯本丸的故事他从没听过。“可见有多鲜为人知。”他对里斯本丸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艘船在哪里？遇难的800多名战俘经历了什么？

　　2016年，方励利用行业资源，在东极岛搜索到沉船。之后，他和团队多次赶赴英国采访亲历者后代，试图还原那段沉没的历史。没想到一做就是8年。

　　9月6日，电影《里斯本丸沉没》在国内上映，豆瓣影评分数升至9.3分，几个主创团队成员都很兴奋。

　　“我做的东西触动了观众，我就很喜悦。”路演中，很多人问方励，为什么一定要做这部片子。方励总说，是人的故事、情感打动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人的情感更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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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中途有好几次，主创都觉得故事快讲不下去了。

　　光是搜索沉船就花了两年时间。此前，香港一支水下考古队曾去搜索残骸未果。方励解释，因为当时航海定位技术不够先进，日军记录的里斯本丸沉船坐标有误。

　　搜索沉船还要用昂贵的仪器设备。方励2016年第一次去东极岛时，在船上装了一个几十万元的声呐，在青浜岛400平方公里的海域内搜索到一艘大型沉船，但无法确定就是里斯本丸。

　　2017年，方励带着更多海陆空的技术装备前往东极岛。通过一艘装有磁探仪的无人直升机，他的技术团队探测出沉船所在位置有一个巨大的导磁体，约为几千吨钢铁。这与里斯本丸7000吨的吨位大体吻合。

　　之后，他们又用无人测绘艇搭载几百万元的声呐，对沉船做精细的扫描成像，通过几何尺寸对比历史图纸，确定了它就是里斯本丸。

　　搜到船后，方励听说当年参与救人的渔民只剩一位老人，幸存的遇难者老兵也只有一位，准备马上开启“抢救性采访”。

　　这时，一位叫阿曼达·克里斯汀（Amanda Christian）的女士在媒体上看到方励搜索到沉船的消息，从英国发来一封邮件。

　　方励在一个深夜拨通了她的电话。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电话中，阿曼达语气激动，说自己的爸爸从小学一年级就失去父亲，爷爷的墓没有骸骨。

　　“这是个催化剂。”第二天，方励就叫来公司的员工、影视界的朋友，说要了解当年船上的年轻人“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准备开机。

　　摄影师袁则回忆，当时会上有20多个人，听完都应和了几句，但没人鼓掌。“纪录片就是个苦活累活。”袁则说，那时正是电影行业火热的时候，方励却要做纪录片，“必赔”。

　　2018年4月，方励第一次去英国采访遇难者的后人，接连探访了几个墓地，里面都是空的。还有的战俘连单独的墓碑也没有，只有一行小小的字交代了他可能的结局。“这个列兵也许被淹死了。”

　　“所有后代子女都想知道自己的爸爸在哪里。这种期盼非常触动你。”那几天，方励每天采访完都会记录自己的感受。他决心讲述这些“充满张力和人文情感”的故事。

　　但那时，他们只联系到十几个亲历者后代，讲大银幕故事的素材不够。思前想后，方励决定在英国报纸上打广告，寻找战俘后人。但一个多月的广告费高达200多万元，团队成员都劝他算了，“万一没结果，200多万元直接打水漂了”。

　　他不愿放弃。结果广告发布后，团队陆续收到380多位亲历者后代发来的邮件，还有一封来自加拿大，对方说，自己的父亲威廉·班尼菲尔德（William Beningfield）是当年沉船的幸存者，他还活着。

　　“当时我们还在车上，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都嗨了。”袁则回忆，他们立即马不停蹄赶往加拿大，威廉整个大家族的人也都专程赶来，坐在沙发上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采访时，方励没有直接跟他聊里斯本丸，而是从老人年轻时当重机枪手的经历聊起，问他枪管没水了怎么办。老人家一下子乐了，说“我们撒尿”！从这句话开始，老人说“自己的回忆回来了”，向方励讲述了在里斯本丸上经历的屠杀和救援。

　　“你不能光冷冰冰提问，要关心他，进入他的语境和生活里。”为了拉近与后代亲人的距离，方励每次采访前，都会带着用无人测绘艇扫描出的里斯本丸声呐图，给他们讲自己如何因电影知道里斯本丸，又如何搜索到沉船位置，最终决定拍摄里斯本丸的历史。“他们本能地就开始给你讲他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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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到2019年，摄制组前往美国、日本，找到了执行鱼雷发射命令的机械师加菲尔德（Garfield）、里斯本丸船长经田茂的后人，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加菲尔德的儿女们说，父亲得知船上押解的都是盟军战俘后，患上了战后创伤应激障碍。很多年后，他专门去参加幸存战俘的聚会，痛哭着向他们致歉，“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你们在那艘船里，我能看到的就只是一艘前面装有炮的日本货船……”

　　经田茂的儿女则丝毫不了解父亲的故事，他们说父亲服刑回国后，两年没有工作，整日唉声叹气，一天抽5包烟，常含着烟睡着，最后因肺癌去世。

　　方励后来找到这位船长在香港军事法庭上的审判记录。面对法官的审问，船长说，作为一个平民，他只能服从命令。他说如果军官命令他绞死战俘，他会从道德的角度反对，让其他人来完成。他还想过将自己绑在船上，与船同沉。

　　“这是个悲剧人物。所有人都是战争的牺牲品。”

　　相比战争的残酷，方励更希望在片中传递人性的温暖和光辉。

　　卡斯伯森（Cuthbertson）上尉在片中令人印象深刻：在2号舱的士兵争相爬出舱外、有人掉下舱底时，他站出来，让大家有序逃生。看到有的战友因受伤爬不出舱外，他又返回舱内，给战友们最后一口酒、最后一支烟，减少他们死亡前的恐惧。

　　他幸运地逃下了船。但两周后，他因照顾一位战俘，染上白喉去世。

　　还有中国渔民救援盟军战俘的故事。方励特意查阅过资料，当年岛上不到100户人家，没有良田，靠鱼虾维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渔民们冒死将384个盟军官兵安顿到一个庙里，拿来小咸鱼，煮饭给他们吃。

　　“看看人间的情感有多动人，这是我最想分享给观众的。不光是珍惜和平，也要珍惜家人，珍惜自己的所爱。”

　　2019年，方励完成了对120多位亲历者后代的采访。采访到最后一个家庭时，团队都说素材够了，不用再加。但一个美国年轻人两次发来邮件，说奶奶当年离开香港时只有14岁，很希望方励能去采访她。为了满足老人的心愿，方励带着摄制组又飞了一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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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眼看不断有老人离去，后期制作人员都感觉到紧迫感。但庞大的素材量让他们犯了难：该如何讲述这个故事？从什么角度切入？

　　讨论后，大家都觉得应该以方励的主观视角进入，但方励很抗拒。“他觉得这么大的历史事件自己太无足轻重了。”摄影师陆一帆却觉得，微观视角恰恰动人。“他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有条件、有责任感去做这个事，反而能让观众感觉到态度。”

　　几个主创团队成员说，实际上，这个片子能做出来，并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方励本人的决断和坚持。

　　比如耗时、耗资金最多的动画制作部分。动画师钟德宏说，为了还原历史场景，他们起初找真人实拍，进行三维建模，但做出来后，方励觉得人物太过写实，影响历史感。

　　他们又选了9位军人的照片，请雕塑家雕成三维的立体雕，然后用光学扫描，再数字建模，以呈现出一种“油画般的质感”，并试做了两分钟的动画，但大家一看，发现注意力都被动画吸走了。

　　“让人不动，镜头动。”讨论过后，方励果断舍弃两分钟的动画素材，10多万元的制作费打了水漂。

　　剪辑时，方励想呈现幸存战俘最后一次看到战友在水中的样子，“最后一眼是最触动我的”。但联合导演和剪辑师都觉得太碎片化，不同意。多次争吵后，方励最终还是赢了，但代价是又增加几十万元的动画制作费用。

　　“他很轴。可以为自己要做的事不顾一切。”陆一帆说，他接触的很多制片人都会考虑一场戏投入的成本，但方励不会，“他可以非理性地在这个事上花非常大的力气、钱和时间”。

　　方励自己也说，“我是个很感情用事的人”。2016年，他在直播宣传导演吴天明遗作《百鸟朝凤》时突然下跪，引发网络热议。后来，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下跪是情绪所致，“话赶话”到了那个爆发点，“只要你们愿意周末增加排片，让我钻桌子也行”。后来，《百鸟朝凤》的票房从不到400万元飙升至8000多万元。方励把票房收入都捐给了吴天明基金会。

　　也是出于感情用事，2019年秋天，方励自费60多万元，邀请遇难战俘的直系后代前往东极岛，参加“同父亲告别”的悼念仪式。

　　现场来了14位老人。看老人们行动不便，方励特意为他们订了头等舱，并专门向影片的历史顾问咨询了英国退伍军人的悼念仪式流程，在活动现场摆上遇难军官的照片。

　　当时唯一健在、参与过救援战俘的渔民林阿根老人也被请到了现场。悼念仪式结束后，老人们又被请上船，前往里斯本丸沉没的海域，见父亲“最后一面”。

　　袁则记得，当屏幕里一点点显示沉船的声呐图像时，船舱里安静肃穆，紧接着是一段段抽泣声。往海里撒下玫瑰花瓣时，老人们更是互相拥抱、哭泣，大声同水下30米的父亲告别。“70多年都不知道爸爸在哪，现在知道了。距离这么近。”

　　采访过程中，方励最动情的一幕是听到二等兵理查德（Richard Penny）的故事：理查德被俘后，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内容只有三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这个；永远关爱、照顾我们的母亲；她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唯一的、最好的人。”

　　收件人当时还不到5岁，哥哥为了让弟弟看懂，信里全都用了大写字母。后来，理查德的侄子说父亲将这封信放在钱包里很多年。

　　“我也有弟弟。所以我懂。那几乎是理查德的遗言。”方励说。

　　还有一位叫罗恩·布鲁克斯（Ron Brooks）的老人：他5岁时与在香港的父亲分离，和哥哥、妈妈被疏散到澳大利亚墨尔本。1942年，母亲从一位军官那里获知丈夫登上里斯本丸的消息，哭倒在门槛。1945年，母亲收到丈夫死亡的正式通知书，之后积劳成疾，不到4年就离开了人世，当时罗恩才14岁。

　　“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了3次痛彻心扉的打击。”采访时，已是白发老人的罗恩读着父亲寄给妈妈的信泣不成声，摄制组的人也都落泪了。“我看到他就想起我父亲。”方励说。

　　方励的父亲也是5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那是一段沉痛的家族往事：1927年，方励唱扬剧的奶奶因不被爷爷西安的家族接受，在扬州一带绝望投江。方励的父亲曾多次前往扬州寻找母亲的坟墓，都没有找到。

　　此后多年，方励见父亲多次躲在角落里掉眼泪，“心里缺了一块”。

　　2020年年初，眼见98岁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方励借鉴在英国登报寻找亲历者后代的经验，在扬州一家媒体登了整版广告，替父寻母。

　　“家父平生最大心愿就是找到奶奶家族后人，获知奶奶安葬地点，亲自前往祭拜，并望百年后合葬。”他在广告里说，如直接协助找到奶奶家族后人和墓地，他愿以重金酬谢。

　　最后，他根据一条线索，找到了疑似奶奶的坟墓，只是限于技术原因，还不能确定墓主身份。但为了让父亲安心，方励谎称找到了奶奶，并设计了一个落有自己、父亲、奶奶名字的墓地图，打印出来一张大照片给父亲看。当时，方励的父亲已经不能讲话，但眼睛还能看到。

　　照顾老人的阿姨说，老人家去世3天前，曾嘟囔道，“妈妈回来了”。方励感到欣慰。“他认为我替他找到了，能够安息了。”

　　方励说，正是因为父亲，他“格外懂那些亲历者后代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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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月，纪录片在英国伦敦试映。当时，影片的动画部分还没制作完成，团队先用黑白画面填充了动画缺失的部分。“为了让老人们尽快看到。”

　　那天，近400位盟军战俘的后代从中国、美国、加拿大赶来观影。年少时经历3次打击的罗恩·布鲁克斯也带来了儿女、孙辈，一家8口。“我的脸快被亲肿了。”回忆那天的场景，方励至今仍觉得感动。

　　很多人回去后给他写感谢信。罗恩·布鲁克斯的感谢信最晚发来。这位老人说，看完电影后他久久不能平静，沉浸在对父亲的想象、怀念中。今年1月，他离开了人世。

　　得知这一消息，方励彻夜未眠，悲伤的同时又感到欣慰，“老人家生前回顾了爸爸当年在运输船底舱的遇难真相”。

　　除了情感，驱动方励做完这部片子的更大动力是“历史”。“个人的情感很重要。但是它转瞬即逝，只有历史是长久的、永恒的，永远不会流逝。”

　　他认为历史对人的世界观建构至关重要。19岁那年，他正赶上历史动荡，对世界感到幻灭，活不下去的时候，历史救了他。芬兰史、瑞典史、丹麦史、荷兰史，《艾森豪威尔传》《肯尼迪传》《戴高乐传》，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读了这些书，他在字里行间拼凑出“这个世界的真相”。

　　历史让他获得穿越古今的自由。在西安碑林，他摸那些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碑石，想象每一块碑石背后的历史故事。看到一个山头，他想的是“造山运动、岩浆喷发，多少亿年前这山头怎么形成的”。

　　这也是他喜欢做编剧、从2000年起参与制作了十几部电影的原因，“编剧就是天南地北穿越，遨游世界”。

　　在他的世界里，同人、历史一样重要的还有自然。1981年，他在东华地质学院应用地球物理专业读大学，一次去浙江衢州实习，他坐在山头上，看到旁边石头摇摇欲坠，“几万年都没掉下去”，人间却换了一代又一代。卡车在山脚像蚂蚁一样，他觉得“人太渺小”。再回头一看，几百万年没有风化的矿山，被“一个石头能砸成肉酱的人”炸成碎块，他又感到人的伟大。

　　36岁时，他顺着墨西哥荒原自驾，一路走一路吹着暖风，看着远处壮丽的晚霞、旁边雄伟的科罗拉多高原，他感觉就像“被地球母亲拥抱”。2003年，他去夏威夷，岩浆流到马路上，同行人害怕，他心怀感恩，想到生命的起源，“（一种假说认为）海底的高温热液是第一个单细胞转换的地方”。

　　“你用时空的宏大和你的生命体相比较，这个坐标建立以后，你就觉得人间没什么大事。你活那么短，有什么好纠结呢？”

　　感受到历史与自然的魅力，方励一直痴迷于探测物理空间的未解之谜。2002年，他利用自己在行业的人脉和资源，找厂家建造了一台声呐信标定位仪，又找到全球有名的深海打捞和定位专家，帮助搜索到大连“5·7”空难的黑匣子。

　　20世纪90年代，方励还想过去探测秦始皇陵，并专门为此找过陕西省文物局。他还想搜索20世纪80年代消失在罗布泊沙漠的科学家彭加木的遗骨，寻找在巴基斯坦泥石流中被掩埋的士兵的遗体。

　　方励说，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他最兴奋的时刻是找到第二个幸存老人威廉·班尼菲尔德，因为他是被中国渔民救起来的。“这就跟中国的历史挂钩起来了，这个故事的说服力也更强了。”

　　威廉曾说过，被救上船后，渔民们切萝卜给他吃。前年去东极岛时，方励无意从渔民口中得知，东极岛土壤薄、岩石大，从未长过萝卜，威廉吃的应该是白番薯。方励一遍遍公开讲述这个细节，为验证一个白萝卜的历史开心不已。

　　他还为两块瓷砖跑去法国，寻找背后的故事。那是当年被救到岛上的一个战俘留下的，其中一块保存在今天东极岛的博物馆里，还有一块放在渔民家里。方励研究了瓷砖背后的法文，得知这是一个法国小镇的名字，便带着团队去了法国。

　　他找当地历史学家，见当地砖瓦厂的前员工，又去被英军改造的医院看砖块的材质，都没找到有关这块砖的下落。

　　后来又过了一年多，方励发现，有人在网上拍卖4块一模一样的砖，他特地找到拍卖者，得知这4块瓷砖来自一个法国老奶奶的地窖。但线索也就止于此。

　　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方励举着这块瓷砖的照片，想象这块砖如何跨过英吉利海峡，远渡重洋到了香港，又上了里斯本丸，经过沉船、落水，最终到了东极岛渔民的手里。

　　还有一枚戒指的故事。这枚戒指是当年留在岛上的3个战俘送给渔民的纪念礼物，经过3代人的传承，还完好保存在渔民家里。方励通过寻访伦敦珠宝鉴定商，采访战俘的朋友，最终确定戒指的主人是一位叫吉姆·法伦斯（Jim Fallence）的士兵。

　　他“一战”时在皇家海军陆战队当号兵，战争结束后跑到上海、天津的租界当警察，20世纪30年代又到香港当警察，会说上海话、粤语，这也是他没被日军带走的原因。

　　从里斯本丸上幸存、回到祖国后，他又去参军了，还当过很多年酒保，独身到104岁离世。

　　方励说，纪录片只呈现了20%的素材，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被讲述。

　　其中一个故事一直令他念念不忘。它发生在遇难士兵最多的3号舱。3号舱位于船尾，船被击沉后，这里最先进水，舱内舷梯断裂，200多个士兵被困死在这里。

　　士兵罗伯特·比林厄姆（Robert Billingham）幸运地逃了出去，但他的好朋友哈里·梅斯（Harry Mace）因为肥胖卡在舱口。危急时刻，罗伯特顾不上日本人的疯狂射杀，一次次深呼吸，扎入水中，想把好朋友拉出来。但水却越升越高，直到淹没哈里的脖子。罗伯特不得不放弃，并在最后时刻握了握朋友的手。

　　限于影片篇幅，团队还有200多个亲历者后代家庭没有采访，方励希望，未来能采访完这些家庭，建立一个数字纪念馆，永久保存他们的故事。

　　2018年，方励去英国海军陆战队俱乐部采访，一个老人听说他们要拍纪录片，追出来，给了他们10英镑。“那是我们收到的唯一一笔捐款。”如今，这张纸币被裱起来，挂到了公司墙上。

　　为了制作这部纪录片，方励声称卖掉了房产，几家参股的影视公司也因资金不够停止运营。“我现在租房住。”

　　观影人群里，方励最好奇00后的反应。“他们被短视频轰炸这么厉害，我好奇我们的影像还能不能抓住他们。”在武汉两个大学路演时，听到很多00后发言说“泪奔”，他“特别开心”。

　　他在路演时公开自己的微信号，通过好友申请时“手都摁酸了”，挨个给人发握手的表情。“人家来看你的电影，你要尊重别人，感谢别人的认同和共鸣。”

　　方励喜欢和年轻人交流。10年前，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年轻人说，要当自己人生的船长，不管是风平浪静还是惊涛骇浪，“我说了算”。很多年轻人被他打动，还有人听完他的演讲第二天就辞职了。

　　2022年，他又去那里演讲一次。一个女孩说，辞职后，撞了南墙，多年过去，南墙还在，但我们有了故事。“多好的话。不是我一定要爬到那儿才算成功，我们有了故事就有了生命的内容。”

　　他对年轻人还是那个态度。“不要等，不要犹豫，人生很短，心愿是最珍贵的，钱是最简单的事，要拿钱换情感，换快乐，换幸福。”

　　他说下一件事是寻找马航的遗骸。“我有个员工的父亲在马航上，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做这件事。”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