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不仅触及了中国女性在社会、家庭与自我追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问题，更具体挖掘了一代乃至数代“中国式母亲”所面临的独特且沉重的困境。图为《出走的决心》剧照

　　高凯

　　在观影之前，就已知电影《出走的决心》将聚焦于女性困境这一主题。观影之后，可以明确的是，影片不仅触及了中国女性在社会、家庭与自我追求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平衡问题，更具体挖掘了一代乃至数代“中国式母亲”所面临的独特且沉重的困境。她们通过无私的奉献，乃至牺牲个人的青春与梦想，为家庭提供坚实的支持与依托。但在这股深沉的付出背后，她们往往承受着难以言喻或自明的心理重负。这种情感的压抑，如同无形的枷锁，紧紧地束缚着她们的心灵。在个人发展与履行母职的天平上，她们常常感到困惑和挣扎，难以获得平衡。因此，与其说这部电影是聚焦“被困住的女性”，不如说它更具体描绘了“被困住的母亲”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

　　曾经，一句“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它触动了现代人在面对社会压力时对自由、探索和个人成长的向往。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渴望摆脱现状，寻找心灵的慰藉，而这句话恰好反映了这种心理需求，激励人们勇敢追梦，通过旅行来拓宽视野，探索生命的意义。在电影中，已年过半百的李红决定学习驾驶，她也想走出去看看，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影片在筹备初期，曾暂定名为《亲爱的妈妈》，但这一名称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和反对。这可能是因为，“亲爱的妈妈”这一标题过于温和，未能充分表达影片探讨的核心议题——女性的自我觉醒与救赎。此外，这样的标题容易让人误解为聚焦于母爱或家庭伦理的温馨故事，从而忽视了影片中的性别议题与社会批判。或许正是因为网友们的激烈反馈，影片最终更名为《出走的决心》，这一标题更直接、有力，更能传达影片的核心精神，同时吸引了观众对女性自我探索与成长议题的关注。

　　电影构建了多组女性角色的对照关系，不仅仅深度聚焦于主角李红的生活与内心，更有意地描绘了李红与她的女儿晓雪、自己的母亲，以及工友马婕之间复杂而微妙的相互对照。这些女性角色在彼此的凝视中，不仅试图理解对方的处境与选择，更通过这种对彼此的观看，逐步反思并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命运轨迹。而在这场彼此观看的镜头网络里，观众感受到身为母亲的女性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与挑战，看到了她们在家庭、社会与个人梦想之间的挣扎与平衡，以及她们内心深处那股不可忽视、不断涌动的自我觉醒力量。

　　李红与母亲之间的对照，就像是一面清晰的镜子，映照出传统女性角色对家庭那种近乎盲目的无私奉献与默默承受。李红的母亲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追求的意识，当李红试图与她对话时，她只是一脸茫然，甚至对于童年时期被要求让渡好东西给弟弟的经历，也习以为常，从未觉得有何不妥，因为李红母亲认为“从来如此，只能如此”，性别偏见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她对自身的困境早已感到麻木。然而，到了李红这一代，虽然难以抗争，但她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命运不公，并最终选择了出走，这是对个人命运束缚的一次决绝抗争，也是对她母亲那一代女性所处困境的洞察与超越。这种母女间的对照，不仅清晰地勾勒出女性命运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与变迁，更有力地凸显了女性意识在时代洪流中的逐渐觉醒与坚定追求。

　　与李红不同，女儿晓雪作为新一代女性的代表，在目睹了母亲的不幸后，她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显著变化。她开始重新评估自己的婚姻观与人生观，不再机械地遵循传统模式。晓雪坚定地追随自己的情感，与所爱之人结婚，并迎来了新生命，自己也成为了母亲。然而，当日常的琐事和现实的挑战真正降临时，晓雪感到了深刻的矛盾。她一方面深刻理解并同情母亲李红所经历的苦难，另一方面，在面对自己的困境时，内心却希望母亲能作出牺牲，以换取自己生活的暂时平静。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反映了新一代女性在传统价值观与现代生活理念之间的摇摆。尽管晓雪最终没有像母亲那样选择离开，但电影的结尾让观众感受到了她内心的挣扎和无奈。晓雪虽然表面上接受了现实，但那份未解决的问题所带来的遗憾和无力感，却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心头，让人对她的未来感到忧虑。而李红与工友马婕的对照，进一步揭示了女性在面对困境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马婕，这个看似拥有幸福婚姻的女性，最终却也被现实生活的无奈所困，不得不做出妥协。

　　影片通过对比不同代际女性的生活，生动地描绘了女性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迫使母亲一代的女性承担起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为了满足家庭和社会的期望而牺牲个人追求，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的机会。同时，女性在家庭责任和个人梦想之间的冲突常常使她们在决策时感到左右为难，难以找到合适的平衡。此外，社会支持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女性的困境，她们在追求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时往往缺乏必要的支持，如灵活的工作安排和完善的儿童保育服务等。《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不仅展示了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和她们面对的生活挑战，也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现实问题对女性产生的深远影响。从这点考虑，它有助激发观众对女性在社会地位、家庭责任和个人梦想之间寻求平衡的反思。

　　《出走的决心》通过三代中国女性的故事，描绘了她们在各种挑战中的坚持与痛苦。她们虽然立场不同，但都面临着难以摆脱的循环困境。影片中的“母亲”角色所展现的挣扎，揭示了个人与家庭层面的冲突，同时反映了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对母亲角色的制约。影片虽不能直接提供解脱的方案，但它通过展现现实的多方面挑战，特别是针对“中国式母亲”角色的社会限制，提供了对现实的观察。影片以富有诗意的叙述方式，为李红构建了一条虽不完美但充满转变与和解可能的道路，试图在困境中寻找希望。影片结尾，丈夫大勇独自坐在阳台上沉思的场景，似乎预示着家庭内部关系可能出现的变化，同时也给予观众对“被困住的母亲”现状可能改变的期待。

　　不过，尽管影片在探讨女性议题方面展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在角色塑造和情节构建上存在一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影片的整体观感。

　　在角色塑造方面，影片中的“三代母亲”形象由艾丽娅、咏梅、吴倩三位演员生动呈现，她们无论角色大小、戏份多寡，都以细致入微和情感真挚的表演，成功呈现了三个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女性形象。然而，影片中的男性角色相对缺乏深度，更为脸谱化与单一化，他们似乎仅作为剧情发展的辅助元素，缺少独立的发展轨迹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导致故事环境显得单一，缺乏应有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特别是父亲大勇的角色转变，从影片前半部分的温情到后半部分的“暴力”，这种转变过于突兀，缺乏合理的铺垫和过渡，使得角色的行为动机不够明确，难以让观众信服。在女性电影中，我们期待的是通过女性视角深入观察和理解世界，揭示那些在男性视角下被忽视的真实。这样的电影应该尝试展现一种长期被压抑的视角，以独特的方式去理解生命和想象世界。然而，在处理父亲大勇这一角色时，影片似乎偏离了这一初衷，反而陷入了某种性别对立，这无疑是一种遗憾，也削弱了影片的整体效果。

　　此外，影片在情节构建上略显力不从心，试图涵盖多个方面却牺牲了情节的紧凑性和张力，导致整体节奏显得拖沓，难以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主任、复旦大学与山东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培养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