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涩难懂”不应成为文艺片的标签

　　——谈“商业性”和“作者性”的平衡之道

　　作者： 张　菁

　　近年来，国产文艺片在电影市场上获得亮眼的票房成绩，如《人生大事》（17.1亿），《走走停停》（1.02亿），《隐入尘烟》票房（1.09亿），《河边的错误》（3.09亿），《宇宙探索俱乐部》（6721万），《刺猬》（1.41亿），文艺片已成为中国电影市场不可忽略的力量。（数据来源：猫眼专业版）

　　严格来说，“文艺片”并不是一个概念严谨的电影类型，而是电影市场中某一类电影的标签。“文艺片”是指在制作前期中低成本投资，在电影叙事上采用反类型的叙事套路，创作的文学性、作者性和原创性都更强。

　　区别于大制作、大投资、市场大体量的电影作品，文艺片的优点是它小而美的个人化表达，以及低投资、低分摊风险。科幻片《流浪地球2》属于典型的大制作商业片，这样的作品一般会在电影市场上产生较大冲击。而“文艺片”的低成本投资意味着它本身不具备产生高影响力、高冲击力的先天优势。但这也让它从更稳妥的类型套路创作中挣脱出来，产生相对先锋、自由的表达，反而更容易带来口碑发酵，获得二次发行的机会。

　　院线“文艺片”有明确的商业诉求

　　院线文艺片这一赛道也有细分种类：第一类是高成本的头部文艺片，主创班底包括了明星演员和成熟的制作团队，如近期上映的顾长卫导演的《刺猬》，就是典型的头部文艺片；第二类是中等规模的文艺片，明星或者成熟制作团队占据其一，如明星和新人导演组合的《负负得正》《送我上青云》《河边的错误》《鹦鹉杀》《走走停停》；第三类是低成本的文艺片，通常从电影节青年创投项目而来，大多数是新人导演的处女作，如《春江水暖》《倒仓》《永安镇故事集》等。

　　电影院线也有很多失败的文艺片案例，在市场和口碑方面均表现出不理想的状态。这些无声无息的影片很多以“文艺片”自诩，在经历了院线一日游后，便迅速下线，论其质量却远未达到文艺片的标准。

　　即使是文艺片，也应该有明确的票房诉求，而非半遮半掩，以文艺片作为技法不成熟的免死金牌。头部的文艺片通常有大制片公司的投入，有明确的票房业绩压力。而中小投资的文艺片也需要得到市场认可，票房成绩对于试错机会有限的新人导演尤其重要，只有回本或盈利才有可能再次获得投资，拥有继续拍摄的机会。

　　那么，“文艺片”的商业价值体现在哪？

　　以投资人的思维考察电影，我们会把电影当作是市场上的一种商品，会遵循以数据和模型为导向的创作路径，即一旦出现票房成功的电影，资本就大量复制同类电影，产生“剥削”产品——用与成功影片同类型、同质、甚至重复的电影故事来吸引观众，获取基本的票房保障。这是资本复制时代下商业片的创作方法，本质上和个人化、作者性的艺术作品创作方法相悖，是对文艺片创作者不甚友好的机制。

　　文艺片和商业类型片的最大不同在于是否鲜明地展现出创作者的个人属性。文艺片的创作活力就来自这种“个人性”。它就像每个人携带的DNA，难以被复制。这就像是，即使一段时期内流行着同一流派的电影，但不同导演的作品风格差异也会很大。因此，“作者性”就是文艺片的内容DNA，它展示出电影背后那个真实、独特的人。

　　只有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才会发现与类型片创作不同的电影生产机制，寻找到票房诉求和作者表达之间的平衡之道。文艺片的创作环境，就像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一样多元丰富，一个时间段能产生有多种创作风格的创作者。这会带来整个电影行业内容创作的繁荣，对主流电影市场起到补充作用。

　　表达个人生命感受是文艺片的迷人之处，也是有可能产生票房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它不以迎合大众普遍的趣味、价值观为创作初衷，不以主流趣味为电影表达，尽力避免叙事上的陈词滥调，而是追求有原创性、多元和有生命力、更真实的创作。再者，文艺片差异化、反套路的叙事、异质性的人物形象，非主流的姿态和价值观，能够吸引年轻人及城市中产阶级观众走进影院。比如城市小品电影《爱情神话》透过中年男性的视角解构传统的女性形象，大胆地重新定义两性关系，用一种很时尚的方法讲故事，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个商业价值来自文艺片的现实主义风格。文艺片灵活的创作方式使得角色更贴近生活真实，贴近具体的人。好的文艺片没有叙事套路，传达的是每个个体对现实生活的体验感受，更加具有说服力。

　　调和文艺片商业诉求和作者表达的密匙

　　市场表现较为出色的文艺片都能充分发掘文艺片的上述两个优势，通过电影中个人化的表达讲述真实鲜活的故事，触碰观众的心灵。当然，文艺片要想获得成功，需要在个人叙事和公共叙事之间，作者趣味和大众趣味之间，努力找到平衡的位置；在关注和表达对于时代的体感并且追求个人化的艺术风格时，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放飞自我，任性而为。反观一些票房失利的文艺片,就是因为创作者的表达过于私人化，公共性较低，表达晦涩、叙事不连贯，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另一个原因是，一些创作者在用影像讲故事、塑造人物的能力还不过关，用“开放式情节”和晦涩掩盖技法的不足。

　　今年取得不俗票房成绩的电影《走走停停》就有明确的观众定位和市场意识，在作者表达和商业企图之间融合得较好，把握到了文艺片的票房密匙。电影传达的“反成功学”的价值观，切合当下社会情绪并且呈现社会真实。影片讲述了“北漂”返回故乡，大城市安放不下肉身，小城市安放不下灵魂，很贴合中国当下的社会真实，能引起观众的广泛共鸣。

　　《走走停停》在文艺腔调和“接地气”之间平衡得比较好。电影的前半段极其简洁地塑造了一个北漂失败后返乡的小镇青年，人物特点鲜明：爱空想、善于自我表扬，牢骚比行动多，刻薄别人比反思自己多，害怕失败，总是在自我防御……主人公代表了当代一些文艺青年的精神状态。

　　影片的主人公是个不得志的编剧，这个人物的职业设定离大众的生活较远，于是创作者用家庭平衡这种与大众的疏离感，塑造了勤劳、聪慧的妈妈，刻薄而能干的妹妹，沉默、永远对孩子有怨气的父亲形象，为电影增加了喜剧元素，调和了作品的文艺腔调和大众趣味。

　　编导的作者性体现在影像风格上，大胆地局部使用1:1.33的画格、致敬小津安二郎的黑白影像、和伍迪·艾伦相似度极高的人物造型和碎碎念的台词风格设计、极简的剪辑和音乐风格及全片的方言台词设计，都让这部影片和院线的大制作电影质感上有明显不同，带来观赏上的新鲜感。

　　近期上映的《刺猬》作为成本较高的头部文艺片，由王俊凯和葛优两位演员主演，是一部叠加了奇幻元素的现实主义风格作品。电影讲述了置身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巨变下的两个小人物的奋力挣扎。影片对家庭关系的呈现，有犀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味道，最终主人公的“我不原谅”引起观众对原生家庭成长创伤的情感共鸣。顾长卫导演又完成了一次对时代边缘小人物这个电影母题的创作。

　　电影还原了90年代沈阳的城市氛围，半佛半仙的市民生活状态，人均艺术家的沈阳人，呈现了很多有趣的生活场景，亲戚之间的人情味，和毫无界限的窒息感，这些都使电影具有厚重感和现实感。可以说，本片在编导演、服化道、摄录美的制作方面，代表了中国电影较高的艺术和技术水准。

　　一部电影进入院线，一定要有某些“公共叙事”的含量，即创作者关注的是你的事，也应该是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事，要尽力贴近时代，贴近社会情绪，在公共叙事的基础上，使用新鲜的、个人化的、异质性的电影表达方式，这样才有可能在票房和口碑上实现逆袭。

　　健康的电影市场生态需要多元的作品，需要不同风格的导演，不同的类型电影，多样的题材，多样的场景空间，不同地域环境下的中国人的故事。文艺片的创作活力、可能性和创作优势不可限量。未来需要更多电影人努力探索，创作出贴近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情感的“中国式”文艺片。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张菁）